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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学与近代东亚》:华人疾病「缩阳症」如何成为精神分析的


2020-06-10


缩阳症如何成为精神分析的对象

美国的精神病学家在1963年才首次接触到华人缩阳症的病例。该年5月,日本精神病和神经病学学会与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东京召开联席会议。出身台湾的精神病学家林宪(Rin Hsien)发表一篇描述二例缩阳症患者的报告[1]。这二例患者都于1940年代由大陆移居台湾,并且都在1950年代接受国立台湾大学医院精神科的治疗。在此之前,缩阳症华裔患者的病例仅出现在东南亚。由于林宪的报告是在精神卫生界首度报告的中国大陆本土居民的同例症状,其独特性备受关注[2]。林宪还指出,此症状未曾出现在日治时期的台湾(1895-1945)。而首次在台北发现外省的缩阳症患者,他立即採取精神分析诊疗方法同时治疗患者的周边精神疾病,如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及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3]。

第一例患者,时年三十三岁的杨先生(T. H. Yang)于1957年8月首次就诊精神科。杨先生祖籍为华中的汉口,生于长江边的一个小镇,为家中长子,另有四个弟弟。在他七岁那年,最小的弟弟出世,不久父亲因不明疾病离世。其母随后改嫁。病患年幼时常遭继父殴打,于是母亲将之託给她弟弟照料,但杨同样遭到舅舅虐待。杨十一岁起开始自谋生计,先在麵包店工作,后担任厨师。然而,由于染上赌博恶习,并时常寻花问柳,手头常无积蓄。某一时刻起出于对过度手淫的焦虑,他求医问药,借助中草药(甚至自己的尿液)「治疗」此一毛病。在二十二岁那年,他入伍并于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台。入台不久后便离役并找到麵包店的工作。然而他不久便故态复萌,复去赌博嫖娼不止,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天都纵情云雨。

杨首次经历呼吸短促和心悸是在1957年7月,同时伴有头晕、四肢无力和肌肉抽搐。儘管体检结果一切正常,但他在接受维他命B注射两週之后便康复。随后他重回妓院作乐,症状复发更频,且发作时间延长。为此他谘询了许多中草药大夫,同时接受维他命注射治疗。有一名大夫告诉他这是由于过度性行为而导致的肾亏,在中医里指丧失精力的一种性缺陷(甚至致死)。他最终决定辞职休养。

1957年8月,杨被转诊至精神科治疗。据林宪描述:「稍有好转,辄难抑性欲;然每行房事,即有腹中空虚异感。」体验到这种古怪「空腹感」的时候,杨「常感阴茎萎缩入腹,惶急而掣之以止」。在夜间,杨常常感觉自己的阴茎缩小至不到一公分的长度,因此他不得不「将其拽长」才得以「舒心安眠」。有时杨甚至感觉到自己的肛门也将回缩身体内部[4]。

第二例患者王先生(T. H. Wang)籍贯江苏,已婚,三十九岁。他因被诊断为偏执状态(paranoid state)而在1959年5月接受国立台湾大学医院精神科诊治。王是中国传统家庭中的独子,在长江下游(帝制晚期中国文化和大都市的集中地带)某镇长大。在记忆中,父亲宽仁儒雅,相较之下自六岁起将他抚养长大的祖母严厉且独断。十一岁时父亲辞世,家庭的担子逐渐落在他的肩上。年方十六岁却不得不离家远赴上海,在书店打工。抗战期间(1937-1945)他于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与长自己五岁的妻子育有一女。战后先举家迁往南京,随后于1949年前往台湾。次年,他于某大学谋得会计主任一职。

1958年夏至1959年春期间,他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使其不安全感日益强烈,对身边的人也愈发多疑。首先,由于对一名同事粗心的监督,他被所在学院的院长指责了一番。在9月份,因为试图扩建自家房子给女儿添一间卧室,他被指控违建。11月,他的薪水在家中失窃,从那时起他开始失眠并产生偏执想法。他不信任任何人,避免同他人接触。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坚信有人躲在天花板上意图对他下毒。

1959年5月,王因病情严重不得不接受入院治疗。据林宪描述,王由于过度妄想被转入精神科。他坚信「精囊表皮太过疏鬆以致精液外泄,并使周围皮肤化作凝胶状」。为减轻他的焦虑(部分由于感到阴茎在缩进腹腔)医生们採用了一期的胰岛素休克疗法。之后他的各项躯体症状逐步得到缓解。他渐渐感觉自己的皮肤,尤其是阴囊的包皮变得緻密。最终通过精神宣洩疗法,他能够正面对抗近几年来极端的情绪压力[5]。

在解读这二个病例的时候,林宪将源自西方的精神动力理论和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融合进了一个模型之中。精神分析一直以来都将对口欲的依赖,视为华南吸食鸦片和赌博盛行的心理根源[6]。林宪观察到,中国文化相对强调口欲,在这二例缩阳症患者身上发现的症状也反映了一种口欲期剥夺导致性功能缺陷的形式。在中医传统的阴阳学说中,阴意指寒冷、潮湿和女性的属性,而阳则代表热量、乾燥和男性的属性。阴阳平衡是维繫人体健康的关键。缩「阳」症,从中文字面上理解,即是「阳属性的萎缩」。从这一角度看,第一个病例中杨先生所服用的各种草药可以克内阴旺盛而补阳气不足。因为缩阳的意思与肾亏(精力缺乏)、心亏(心脏失能)和神亏(精神委靡)的概念相仿,林宪便将所有这些徵象统一归结为「精气不足」[7]。

通过精神分析的镜头,这些中医的概念帮助林宪更深入了解缩阳症。史丹福大学人类学家约翰.威克兰德(John H. Weakland)[8]曾于1959年在《精神病学》期刊上发表探查口欲与中国男性生殖性行为之间关係的文章[9]。他以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0]《明末刻本春宫图》[11]为例,论证道:

林宪借鉴威克兰德的观点来解释他所经手的二例病患,并转述道:「口欲剥夺可能是中国人在生殖期感到强烈的阉割威胁时表现出的形式。[13]」于是林宪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推断二个病例的心理过程:

林宪把焦点放回二名患者饱受困扰的童年经历中,并特别注意到其成长过程中缺少强而有力的父亲角色。这种缺失导致他们在「实现男性角色塑造时经历了困惑和焦虑」,并导致他们「过度手淫,沉溺酒色,嗜赌成性,并试图在成人的婚姻生活中寻找母性伴侣」[15]。

杨、王二人的移民经历表明,若不运用源自中国本土文化中疾病和健康的基本概念,便难以解读中国缩阳症这种病例。移民导致就业和财政上的种种危机,也进一步激起此二人关于个人和家庭的不安全感。他们带来台湾的不只是他们的身体,还有一整套强调阴阳平衡的概念,以及其所蕴涵的性与文化内涵的信仰体系。由于华语人口的迁移,使得大陆汉文化的思想和世界观离开原来的中心,而这种移民的模式使得华语语系社区在战后的台湾得以成形[16]。

更重要的是,林宪从传统中医文化中吸取的观念不止用于理解缩阳症自身,还可用作中国患者心理解压的手段。他并不认为这些来自中国的概念本身具有解释力,但对于强调精神分析典範而言,它们却是必要的条件。这些中医概念对阐释佛洛伊德心理发展中的不同分期(口欲期、生殖器期等等)和阉割恐惧尤有助益,并能将精气缺失的传统观念纳入西方精神病学的心因性理论解释体系之下。不同于东南亚、非洲等正式殖民地背景下精神病学知识与实作的传播,在中国和其他的华语社会,本土的知识分子和医学菁英们在引介精神分析的概念上起到了代理人的作用[17]。缩阳症反映出患者的中国背景和医师的西方精神动力学方法之间的认识论张力,同时其作为临床範畴,则出现于华人性和英语精神医学此二者交叠的地缘文化边缘(geocultural margins)之中。

作为华人疾病的缩阳症

新加坡是东南亚缩阳症研究的前沿阵地。《新加坡医学杂誌》(Singapore Medical Journal)的创始主编和神经病学家魏雅聆(Gwee Ah Leng)在1960年代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和权威[18]。林宪在东京大会上发言的同一年,魏雅聆也报告了三例新加坡的华人患者。他追蹤这些缩阳症病例七年之久。[19]他报告的第一例患者(C. C. H.)为八岁的学龄男童,其父母称他的阴茎在被昆虫叮咬后有萎缩情况。随后,从起,他多次入院複诊,每次都以不同物体(筷子、线圈等)夹住阴茎以防萎缩。第二例病人(H. H. F.)三十五岁,男性。,他看电影上厕所时感到阴茎缩短,于是用右手用力攥住,随后感到浑身冰冷麻木,虚弱无力。大约半小时后症状缓解,才得以前往就医。第三例患者(N. C.)为育有7个小孩的已婚男性。他的症状在与妻子行房事时发作,不过在紧握阴茎20分钟后便恢复。在此之前的二年,他自述常感身体虚弱,而且在每次排便后都感觉阴茎有回缩的趋势(但从未发生),因此时常陷于惧怕和忧虑之中[20]。

有趣的是,这三位患者均为华人,在自身的症状发作之前都有知道「缩阳」一事,而且在了解关于性的解剖知识并从医生处得到精力完好的保证后便痊癒。八岁的男童因父母的多方引导对缩阳深信不疑;三十四岁的男子称听朋友提过缩阳和性交猝死的例子;已婚男子则坦承他对缩阳得以致命一事的想法可追溯到学生时代[21]。然而,当林宪强调患者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时,魏的报告提及的病例却只是与缩阳症相关的一系列事件组成的简述。他对这些事件的解读与患者的心性发展阶段并无关联。

魏雅聆并没有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巩固精神分析理论对缩阳症的理解,而是认为正是中国文化自身促发了缩阳症的发生。魏没有停留在对用纯心理学的基础来解释病因的质疑上,而是开始藉由中国悠久的风俗和信仰这一片丰富的资源寻找文化中的刺激因素:

认识到性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深厚传统,魏雅聆在解释男性对阴茎萎缩产生的错误焦虑时提到了两个关键因素:「医生对性与健康关係过度自由的想像,以及将缩阳和性行为与生命危险联繫在一起的文化内涵。」[23]换言之,对缩阳的错觉不止出于影响深远的中医文化,也有部分由西方医生「编造」其临床真实性的成分[24]。对魏来说,缩阳症的概念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主要由医生推广的大众知识,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华人)文化大背景下患者形成的体验。

魏雅聆意图证明,缩阳症不过是一种文化印迹的现象。他也是第一位深入发掘此领域中国古典医书资源的精神病学家[25]。他发表在《新加坡医学杂誌》上的文章〈缩阳症来源与实质探考〉(1968)摘引五部中医典籍中对缩阳症状的文字记载[26]。其中第一部,也是渊源最久的记载出自《黄帝内经》(西元前1世纪成书)的〈灵枢〉篇:

第二例记载出自隋朝(550-630)巢元方所编纂的《诸病源候论》:

19世纪之前,包括这些医典在内的各类中医书籍都将(男女)性器官称之为「阴」。

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史料大概是清朝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医宗金鑒》,其中记录并评述了阴茎萎缩这一症状。韩嵩(Marta Hanson)曾描述《金鑒》为「清初十年内诸多大型出版工程中的一支,代表了清朝皇帝早期的统治思想,即在知识文化各个领域力宣正统,以便通过思想控制达成对汉文化和汉民族的满族统治。」[29]出于传播这种正统思想的目的,《医宗金鑒》在大多数的图谱中都以男性形象作为标準人体,有关女性躯体的插图则只零星地出现在特殊和非标準的情形下。 《金鑒》文中提到,阴茎萎缩与寒症发热的症状相关:

此外还有两部19世纪出版的医书。其一是由鲍相璈编写的《验方新编》(1846)。《新编》卷六前阴篇有关「阳物缩入」一节被列入了卷十四「阴症伤寒」条目下。这大概是中医典籍中最早记载女性缩阳症状的纪录:

魏雅聆还在最后收录了一幅显示缩阳症与中医相关的经脉行针图(见图1):图中解,足阙阴肝经「经下肢内侧至生殖器,并沿同侧上行经腹部直达胸部循行」[33]。魏在廖润鸿所编的《针灸集成》中发现相类的描述,其载「足阙阴肝经」可主治「身髓不仁,寒疝痿厥,筋挛失精,阴缩入腹……梦泄遗精阴缩……」[34]。吴一立(Yi-Li Wu)曾指出,晚清时期繁荣的出版业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知识在各种水準上的传播。类似《验方新编》和《针灸集成》的医学书籍成为家喻户晓的医用手册,并被非医学专业的文士多次修订。儘管其中记载的医方和疗法受到医者质疑,仍不改变其在一般知识分子家庭中受欢迎的程度[35]。

《精神科学与近代东亚》:华人疾病「缩阳症」如何成为精神分析的Photo Credit: Ah Leng Gwee, “Koro–Its Origin and Nature as a Disease Entity,” 3./联经出版提供
图1:足阙阴肝经

1967年秋天,缩阳症在新加坡突然大流行(见图2)。仅在11月3日一天之内便有97例男性患者前往新加坡综合医院急诊科就诊[36]。部分人用拘束器械固定阴茎(见图3)。为阐明东南亚发生的这一空前事件,新加坡的医生们咬定缩阳症是一种由于患者文化背景引发的精神假象。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在这次爆发期间紧急召开研讨会并达成了以下结论:「缩阳的爆发是恐慌、流言、气候、心肾失调等共同作用的原因,与传统的缩阴症并无实在联繫。」[37]

《精神科学与近代东亚》:华人疾病「缩阳症」如何成为精神分析的Photo Credit: The Koro Study Team, “The Koro ‘Epidemic’ in Singapore,” 238./联经出版
图2:1967年缩阳症大流行时通邮地区发病率的锐减
《精神科学与近代东亚》:华人疾病「缩阳症」如何成为精神分析的图片来源:The Koro Study Team, “The Koro ‘Epidemic’ in Singapore,” 239-240./联经出版
图3:新加坡缩阳症患者使用的一种拘束器械

魏雅聆随后组织了一支缩阳症研究团队,在1968年7月至8月间对这一爆发症进行全面调查(为了不造成二次恐慌,调查有意延迟开始)。以魏雅聆本人为主持人,包括欧南路总医院第三单位的Lee Yong Kiat、Tham Ngiap Boo、Chee Kim Hoe、William Chew;精神卫生专科板桥医院的P. W. Ngui、Wong Yip Chong、Lau Chi Who、Chee Kuan Tsee;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系的J. M. Colboume都参与此一研究小组中[38]。小组成员向新加坡所有医师,政府的紧急事务司和各门诊部发出请求函,要求提供缩阳症病例的细节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从第一线治疗传回的资讯数量让这一小组失望不已。更为糟糕的是,为数不多的报告病例中还充斥着日期地址等基本资讯不足、追蹤研究遭拒和失访的问题。记录在案的469例病例中,80%都来自欧南路总医院的急诊科,但仅有其中235(52%)例回应了追蹤调查[39]。

总之,研究小组用收集到的资料确认魏雅聆先前认为缩阳为中国文化倾向所导致的状况的观点。回收的结果显示的病患种族区分为95%为华人男性,马来和印度裔合计仅占2.2%。对于此一分布,该小组解释道:「这决定性地证明了该疾病的本质。除名称是马来语之外,这是地地道道的华人病。此外也能说明其发病概念来自中国。[40]」由于缩阳症的概念蕴涵了複杂的传统文化因素,研究者还探索了对缩阳的先验知识和教育程度之间的联繫。结果表明,在236个回应病例中,仅有12例(5%)未受过教育。135例(57%)接受过中文教育,还有84(35%)例受过英语教育。这一结果完全符合预期,即缩阳症的发病率「在受教育人群中高于相应的未受教育人群」。[41]另外,小组还发现了6例六岁以下的病例,这看上去挑战了他们建立的缩阳发作与教育水準相关的理论。但研究者做出了以下的解释:「这些小孩子可以说被『强行』(shanghaied)成为缩阳症患者;他们的父母太过紧张,不等详细检查就匆忙得出结论。」和魏雅聆在他1963年报告中提及那位八岁男孩的病例一样,这些孩子的案例可以在事实上「很好地支持我们先前的假设,即潜移默化的教化对发病起到重要作用」。[42]因为「每个病例中患者都接触了『缩阳』的概念,有的是先前就听说过,有的是在流行期间发病前被警告过」,研究小组最终把缩阳症归结为受教化影响的文化结合症候群(indoctrination culture-bound syndrome)。

注释

[1] Hsien Rin, “Koro: A Consideration of Chinese Concepts of Illness and Case Illustrations,” 23-30; Hsien Rin, “A Study of the Aetiology of Koro in Respect to the Chinese Concept of Illness,” 7-13.

[2] Hsien Rin, “A Study of the Aetiology of Koro in Respect to the Chinese Concept of Illness,” 13.

[3] 与林宪个人访谈。

[4] Hsien Rin, “A Study of the Aetiology of Koro in Respect to the Chinese Concept of Illness,” 7-9.

[5] Hsien Rin, “A Study of the Aetiology of Koro in Respect to the Chinese Concept of Illness,” 9-11.

[6] Warner Muensterberger, “Orality and Dependence: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ern Chinese,” 37-69. 参照Tsung Yi Lin, “A Study of the Incidence of Mental Disorder in Chinese and other Cultures,” 313-336.

[7] Hsien Rin, “A Study of the Aetiology of Koro in Respect to the Chinese Concept of Illness,” 12.林宪同时比对了另一种被认为是与文化相关的精力缺乏症状──畏寒症。患这种病的患者会对寒冷「产生病态恐惧」。见Hsien Rin, “Two Forms of Vital Deficiency Syndrome among Chinese Male Mental Patients,” 19-21.

[8] 约翰・威克兰德(John H. Weakland)是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心理研究院精简治疗中心研究员,其专长于家庭治疗、婚姻治疗和儿童治疗,曾与保罗・瓦茨拉维克(Paul Watzlawick)合着了家庭治疗的重要着作《互动的观点》(The Interactional View)──译者注。

[9] John H. Weakland, “Orality in Chinese Conceptions of Male Genital Sexuality,” 237-247.

[10]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字笑忘,号芝台、吟月庵主,荷兰汉学家、东方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小说家──译者注。

[11] 高罗佩,《秘戏图考──明代春宫图,附论汉代到清代(西元前206-1644)中国的性生活》。这本书最初由高罗佩私人印刷发行,初版仅50份。2003及2004年,Brill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并一同发行了他另一本广为人知的着作《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有关这些出版标誌着高罗佩的学说「回归」的评价,见Charlotte Furth, “Rethinking van Gulik,” 71-78及Paul R. Goldin, “Introduction,” xiii-xxx.

[12] John H. Weakland, “Orality in Chinese Conceptions of Male Genital Sexuality,” 244 (强调处由原作者所加).

[13] Hsien Rin, “A Study of the Aetiology of Koro in Respect to the Chinese Concept of Illness,” 12.

[14] Hsien Rin, “A Study of the Aetiology of Koro in Respect to the Chinese Concept of Illness,” 12-13.

[15] Hsien Rin, “A Study of the Aetiology of Koro in Respect to the Chinese Concept of Illness,” 12.

[16]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汉民族为多数民族。通常意义下的「华人」指的都是这一民族而省略其他55个「正式」的少数民族。例见Thomas Mullaney, James Leibold, and Eric Vanden Bussche, eds., Critical Han Studies: The History,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of China’s Majority. 虽然在1945年之前已有多数的汉人在台湾,但他们从未施加似蒋中正国民党政府的殖民霸权模式(colonial hegemony)。有关台湾在大清殖民想像里所扮演的角色,见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笔者感谢陈嘉新指出,林宪的病患展现的缩阳症状严格上来说并非受汉人文化影响,而是源自他们与之前在台定居的华人不同的迁移经验。在我看来,区分林宪的病患与之前汉人的迁移经验,关键在国民党政权的殖民霸权模式。

[17] 有关殖民精神病学,见Megan Vaughan, Curing Their Ills: Colonial Power and African Illness; Waltraud Ernst, Mad Tales from the Raj: European Insane in British India, 1800-58; Jock McGulloch, Colonial Psychiatry and the ‘African Mind’; Jonathan Sadowsky, Imperial Bedlam: Institutions of Madness in Colonial Southwest Nigeria; Christiane Hartnack, Psychoanalysis in Colonial India; Dinesh Bhugra and Rowland Littlewood, eds., Colonialism and Psychiatry; Sloan Mahone, “The Psychology of Rebellion: Colonial Medical Responses to Dissent in British East Africa,” 241-258; Hans Pols,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iatry in Indonesia: From Colonial to Modern Times,” 363-70; Richard Keller, Colonial Madness: Psychiatry in French North Africa; Sloan Mahone and Megan Vaughan, eds., Psychiatry and Empire; Waltraud Ernst and Thomas Muller, eds., Transnational Psychiatries: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ies of Psychiat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c. 1800-2000; Warwick Anderson, Deborah Jenson, and Richard C. Keller, eds., Unconscious Dominions: Psychoanalysis, Colonial Trauma, and Global Sovereignties; Jonathan Saha, “Madness and the Making of Colonial Order in Burma,” 406-435; Matthew Heaton, Black Skins, White Coats: Nigerian Psychiatrist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sychiatry; and Waltraud Ernst, Colonialism and Transnational Psychiatry: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an Mental Hospital in British India, c. 1925-1940. 有关中国的心理分析,见Jingyuan Zhang, Psychoanalysis in China: Literary Transformations, 1919-1949;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Wendy Larson, From Ah Q to Lei Feng: Freud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ward Chiang, “Epistemic Modern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Homosexuality in China,” 629-657; Tao Jiang and Philip J. Ivanhoe, eds., The Reception and Rendition of Freud in China: China’s Freudian Slip; and Howard Chiang, ed., Psychiatry and Chinese History.

[18] 魏雅聆更为详尽的履历资料见Robert C. K. Loh, “Dr. Gwee Ah Leng,” 447-449, and Robert C. K. Loh, “Gwee Ah Leng (1920-2006),” 443-444.

[19] Ah Leng Gwee, “Koro–A Cultural Disease,” 119-122.

[20] Ah Leng Gwee, “Koro–A Cultural Disease,” 119-120.

[21] Ah Leng Gwee, “Koro–A Cultural Disease,” 119-120.

[22] Ah Leng Gwee, “Koro–A Cultural Disease,” 121.

[23] Ah Leng Gwee, “Koro–A Cultural Disease,” 121.

[24] Ivan Crozier, “Making Up Koro: Multiplicity, Culture, Psychiatry, and Penis-Shrinking Anxieties,” 36-70. Crozier的分析建构在Ian Hacking的哲学讨论:Ian Hacking, “Making up People,” 222-236.

[25] 最近,下述的例子被Ben Yeong Ng和Ee Heok Kua所补充, “Koro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563-570.

[26] Ah Leng Gwee, “Koro–Its Origin and Nature as a Disease Entity,” 3-6.

[27] “Lin-Chi on Basic Animus,” translated by Gwee in “Koro–Its Origin and Nature,” 6 (强调处由作者所加).

[28] “Chapter 10–Fever, Transposition of Yin and Yan Symptoms,” translated by Gwee in “Koro–Its Origin and Nature,” 6 (强调处由作者所加).

[29] Marta Hanson, “The Golden Mirror of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1739-1742,” 112.

[30] Yi-Li Wu, “The Gendered Medical Iconography of the Golden Mirror (Yuzuan yizong jinjian御纂医宗金鉴, 1742),” 452-491.

[31] “Annotated Book of Fevers: Relapse of Fevers as a Result of Work, Food, and Yin and Yan Transposition,” 6 (强调处由作者所加).

[32] “Yin-type of Fever,” 5 (强调处由作者所加).

[33] Ah Leng Gwee, “Koro–A Cultural Disease,” 3.

[34] “The Middle Female Meridian of the Feet,” 6.

[35] Yi-Li Wu, Reproducing Women: Medicine, Metaphor, 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 54-83.

[36] The Koro Study Team [Gwee et al.], “The Koro ‘Epidemic’ in Singapore,” 234. 有关1967年新加坡缩阳症大流行,见P. W. Ngui, “The Koro Epidemic in Singapore,” 263-266; and Scott D. Mendelson, The Great Singapore Penis Panic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Mass Hysteria.

[37] Ah Leng Gwee, “Koro–A Cultural Disease,” 4.

[38] The Koro Study Team, “The Koro ‘Epidemic’ in Singapore,” 234.

[39] The Koro Study Team, “The Koro ‘Epidemic’ in Singapore,” 235-236.

[40] The Koro Study Team, “The Koro ‘Epidemic’ in Singapore,” 236 (强调处由作者所加).

[41] The Koro Study Team, “The Koro ‘Epidemic’ in Singapore,” 237.

[42] The Koro Study Team, “The Koro ‘Epidemic’ in Singapore,” 237.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精神科学与近代东亚》,联经出版
*透过以上连结购书,《关键评论网》由此所得将全数捐赠儿福联盟。

主编:王文基、巫毓荃
作者:北中淳子、兵头晶子、吴易叡等人
翻译:王珮莹、林桂卉、官晨怡等人

忧郁症、神经衰弱、精神治疗、创伤、战争精神医学、殖民精神医学
情绪史、宗教与心理学、跨国精神医学、文化精神医学及心理治疗等

既是当今精神医学史研究热切关心的主题
也反映精神科学在近代东亚的渗透普及与多重影响

《精神科学与近代东亚》精选台、港、日、韩等地知名学者的代表性着作,将其翻译为繁体中文集结出版。全书在探讨东亚近代性的「近代的东亚」、探讨精神科学与治理的「治理的东亚」,以及探讨知识技术跨国流动的「移动的东亚」三大主轴,各篇专文的研究主题包括日本的忧郁症、日本动力精神医学与新兴宗教的纠葛、日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休克疗法、日本太平洋战争的创伤神经症、韩国人本精神医学传统的建立、韩国殖民时期的情绪文化政治学、华人社会的缩阳症、中国的神经衰弱、当代中国的心理热、台湾殖民时期的心理实验、台湾及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流行病学研究等。这些专文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与历史洞见,体现了当代精神科学史的最新进展,也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精神科学与近代东亚的纠结历史,以及东亚精神科学史的特殊性。

本书设定读者来自中文世界,因此收录的文章大多原以外文撰写。就主题而论,全书十一章大致可区分为三类。第一篇「近代的东亚」,探讨精神科学在体现与建构东亚现代性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二篇「治理的东亚」则试图梳理精神科学与社会重整、帝国建构间的关係。最后,「移动的东亚」则透过追随精神科学知识与技术移动的轨迹,讨论这些科学与东亚本身具有的流动性。

本书涵盖的区域甚广,包括斯里兰卡、台湾、日本、夏威夷、琉球、缅甸、泰国、菲律宾、社会群岛、印度、巴基斯坦、中国等地。虽以东亚为主要视野,但不以东亚这个人造的地理疆域为限。在东亚相关领域仍待发展的情况下,以坚实史料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依然令人期待。

《精神科学与近代东亚》:华人疾病「缩阳症」如何成为精神分析的Photo Credit: 联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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